回溯一百七十万年针砭路——解读中医起源
中国，是医药文化发祥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医药学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
1中医药的源头
中医药学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华民族的祖先数十万年、甚至上百万年生命意识的积累所成。正因为有了这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才有了祖先对生命的不断认识和认识上的步步深化。李经纬教授在《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绪论中指出：“中国医药学的源头历史久远，至少已有170万年之久。从文明的曙光在天幕上耀映亚细亚大地之时，遍及神州大地的簇簇史前文化篝火，由点到面连接起来，形成燎原之势，逐渐地融化在文明时代的光华之中。”在位于中国安徽繁昌县城西南约10公里的孙村镇癞痢山的东南坡上，有个人字洞。考古学家们在这里发现了大量远古人类使用过的石器和多种哺乳动物化石。这一发现表明，在200万年至240万年前，我国长江流域就已经有古人类的活动了。从已发现的石器质量和哺乳动物化石的种类看，人字洞是中国乃至世界罕见的古人类遗址，是迄今为止欧亚大陆已知的最早的古人类活动遗址，它将人类在亚洲的活动历史上推了四五十万年。专家们认为，人字洞极有可能是欧亚大陆人类的发源地。这意味着，我们民族的祖先可追溯到200万年以前。可以想象，我们的祖先曾经面临太多的生存问题，饥饿、酷暑、严寒，特别是外伤和病痛，在诸多的一系列生存问题之中，最直接的便是医疗问题。专家们发现，口腔疾病、创伤性疾病、骨关节疾病、孕产和小儿疾病，普遍地蔓延于我国先民中间，于是他们用泥土、树叶、草茎涂裹创伤，用尖锐的石块（砭石）刺破脓肿，于是石针、骨针、石刀、骨刀等医疗器具出现了。考古学者还发现，我国的先民遗址中出土了大量与医疗有关的用具，并且年代极其遥远，足以证明李经纬教授“中国医药的源头至少已有170万年之久”的断言。
夏商西周时期医学技术与巫术并存，在卜筮史料中记载了大量的医药卫生的内容，为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形成时期
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整个学术界飞速发展的时期。此时的医学，具有更显明的科学性、实用性和理性，占据了医疗卫生事业的主导地位。临床医学的分科已现端倪，并趋于专业化。
以《黄帝内经》为核心的经典著作，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为中医学术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典籍相继诞生，在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上都有了总结性的成就，确立了中医认识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和诊断治疗疾病的一套基本理论，从而确立了中医药学理论体系。
2.1《黄帝内经》（简称《内经》）的学术成就：在《内经》这部巨著中，充分体现了中医的最显著特点——整体观念。书中对人体的生理活动、病理现象，以及诊断治疗的方法，结合当时的自然科学成就，进行了客观的认识，建立了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病因病机、诊法、辨证、治则、针灸、摄生等学说体系，使中医药学建立了一整套的理论体系。该书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医学由单纯积累经验的阶段，发展到系统的理论总结阶段，它为医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依据。而且在历代医家的反复科学实践中，对其理论的基本原则，都确认为是真正能够指导临床实践和行之有效的，所以称之为“医家之宗”。
2.2《难经》的学术成就：《难经》是继《内经》后，对《内经》学术理论作进一步充实和发挥的典籍。全书共81章，全称为《黄帝八十一难经》，分别对脉法、经脉流注、营卫三焦、气血盛衰、脏腑诸病、荥俞经穴、用针补泻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阐述和发挥，为中医学的诊断、病因病机、经络、针灸等学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3《神农本草经》（简称为《本草经》或《本经》）的学术成就：《本草经》汇集了远古至汉代以前的药物知识，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药物学重要典籍。原书早佚，其文字则经辗转引录，仍保留于《证类本草》（宋·唐慎微著。全称为《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等书中。共三卷，共载药物365种，分别以四气五味概括药物的性能和作用，根据有毒无毒分为益气、补虚、除邪等上、中、下三类；创立了方剂的君臣佐使、七情合和等配伍方法。对于药物的炮制贮藏方法和经验，也作了概括性的论述，是中国药物学发展的基础。本书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科学意义。
2.4《伤寒杂病论》的学术成就：东汉著名医家张机（仲景）在深入钻研《素问》、《针经》、《难经》等古典医籍的基础上，广泛采集众人的有效药方，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著成《伤寒杂病论》。该书以六经辨伤寒，以脏腑辨杂病，确立了以理、法、方、药为主的中医学辨证施治理论体系与治疗原则，为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世将该书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其中，《伤寒论》载方113首，《金匮要略》载方262首，除去重复，两书实收剂269首，基本上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被誉为“方书之祖”。
此时，以伤寒、杂病和外科为最突出的临床医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是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次高峰。
3中医药学发展的成熟时期
秦汉以来，内外交通日渐发达，国内外医学交流不断增加，中国医药学的发展日益成熟，取得了诸多成就。三国时期的著名医家华佗精通内、外、妇、儿、针灸各科，尤以外科著称。他发明并应用中药全身麻醉剂——麻沸散，给患者施行手术，使患者在无痛苦的情况下接受治疗，并且术后用中药外敷伤口，使伤口快速平复，不留疤痕。这些成就，在中国医学史上影响很大，而在世界麻醉学和外科手术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生于汉末、卒于晋初的晋太医令王叔和在《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的基础上，对中医脉学进行了第一次全面的总结，著成《脉经》一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奠定了脉理与方法的系统化、规范化的基础。全书共10卷，98篇，分述脉诊、脉形、脉象与脏腑关系，脉象阴阳的分辨及妇人、小儿脉的辨识等。《脉经》中汇聚了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脉学成就，不仅影响着中国医学（太医署教学的必读之书），同时对世界医学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在隋唐之际就传到朝鲜、日本等国，后又传至阿拉伯国家及欧洲。长期以来，均被视为医者必读之书。
西晋医家皇甫谧将《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的基本内容，进行重新归类编排，著成《针灸甲乙经》12卷，128篇。该书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学专书，其内容包括脏腑、经络、腧穴、病机、诊断、针刺手法、刺禁、腧穴主治等。书中经过考查，确定了当时的腧穴总数和穴位349个（包括单穴49个，双穴300个），论述了各部穴位的适应证与禁忌，总结了操作手法等，对世界针灸医学影响很大。公元701年，日本政府制定医药职令时规定，《针灸甲乙经》为医学士必修之书。
公元610年，巢元方等人集体著成《诸病源候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病因证候学专著。全书共50卷，分67门，列证候1700余条，分别论述了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疾病的病因病理和症状。其中，对一些疾病的病因及发病原理，做了比较详尽而科学的描述。例如：对某些寄生虫的感染，已明确指出与饮食有关；认为绦虫病是吃不熟的肉类所致。书中还记载了肠吻合术、人工流产、拔牙等手术技法，说明当时的外科手术技法已达到较高水平。
隋唐时期，由于政治统一，经济文化繁荣，内外交通发达，外来药物日益增多，用药经验不断丰富，促进了当时对药物学成就的进一步总结。公元657年，唐政府组织苏敬等二十余人集体编修《本草》，于公元659年完稿，名为《唐·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这是中国古代由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它比欧洲纽伦堡政府公元1542年颁行的《纽伦堡药典》早883年。该书共54卷，包括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载药850种，在国外影响较大。公元713年，日本官方将此书的传抄本规定为学医的必读课本。
可见，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医药学在脉学、针灸学、药物方剂、伤科、养生保健、中外交流等各方面取得了许多成绩，为医学的全面发展积累了经验。至隋唐时期，国家统一，国力强盛，文化繁荣，政府重视医疗保健事业，使中国医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这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第二次高峰。
4中医药学发展的全盛时期
两宋是中医药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宋朝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高度重视，在医药发展上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北宋政府加强医事管理，改进体制，分设太医局和翰林医官院、御药院以及其他保健或慈善机构，把医药行政与医学教育分立起来。开设国家药局，设立惠民局、和剂局、安剂坊、养济院、福田院等，由政府控制药品贸易，国家专利。发展医学教育，重视医药人才的培养，改进医学教育模式及考试方法，注重培养学生实际医疗技术的训练，根据理论课程和实际医疗技术高低与医疗得失严重与否的具体情况，进行奖惩，乃至黜退，体现出医学教育的重要发展。重视古医籍的整理与研究，组织专业人员，设置专门机构，多次编校、刊行了医书。公元1057年专设“校正医书局”，有计划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了搜集整理、考证、校勘，这对当时医学的发展和后世医籍的传播，都有重要贡献。此期，政府和医家编著了大批方书，如《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济生方》、《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等。在临床各科，也取得了空前成果，如翰林医官尚药奉御王惟一研制了闻名国内外的针灸铜人，是古代精密的医学模型，也是教育史上形象实物教学法的重要发明。从病因病机学方面，陈言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阐述“三因致病说”。诊断学方面，崔嘉彦撰《崔氏脉诀》、施发著《察病指南》、刘开著《脉诀》等，对宋以前的脉学文献和诊断经验进行了研究和总结。在解剖学上，图著《欧希范五脏图》及《存真图》等，图示人体内脏生理解剖形态及部位，是世界医学史上比较早的医学解剖学成就。在针灸学方面，有很大的发展，著成《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是中国针灸史上新的里程碑；还有王执中的《针灸资生经》、窦默的《标幽赋》、何若愚的《子午流注针经》和《流注指微赋》等。在内科学，关于内科杂病方面的理论和医疗实践都有新的发展，《圣济总录》对诸多病证进行了专题讨论，并有一些内科杂病的专著问世。在外伤科方面，陈自明著的《外科精要》标志着外科与伤科的确立，外科专著有《急救仙方》、《卫济宝书》、《集验背疽方》等，《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书中论有内治法及内外兼治的主张，还记载了外科手术的器械及技法。宋代妇产科很发达，有许多妇产科专著，如《十产论》、《备产济用方》、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对后世妇产科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宋代儿科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专科，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代表着宋代儿科方面所取得的显著医学成就。在法医学方面，宋慈所撰写的《洗冤集录》具有重大价值，成为影响于国内外的法医学专著。总之，宋代的医学水平，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各科，均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有力地促进了医药卫生事业的进步。
金元时期，是中国医学史上学派争鸣、民族医学奋起的一个辉煌时期。金元医家们的创新和杰出贡献，为多源一体化的中国传统医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呈现出蓬勃的生机。在中医界，涌现出“金元四大家”，各创新说，皆自成一派，促进了医学的发展。
以刘完素为代表的河间学派，提倡“火热论”，强调“六气皆从火化”，在论治疾病过程中善用寒凉药物，因此后世亦称之为“寒凉派”。
以金代医家、河北易水人张元素为代表的易水学派主张脏腑辨证论，并在临证上发展了脏腑辨证和药物归经的理论，制定了“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对推广贯彻辨证论治原则起到一定作用。其弟子李杲在此基础上，重视强调脾胃论，创内伤脾胃学说，自成为补土派。
金代医家张从正继承刘完素的学术思想，在理论上力倡攻邪，在临证中善用“汗、下、吐”三法，认为人体生病是由于天之六邪、地之六邪、人之六邪所致，“邪去而元气自复”，成为攻邪学派的代表。
元代医家、理学家朱震亨开丹溪学派先河，广取诸家学说，对医学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都达到较高水平。其学术思想上，提出“相火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学说，阐述“相火妄动”则为贼邪而致病的原理，在临证治疗中主张滋阴降火之法，善用滋阴降火之剂，因此被后世称为“滋阴派”。
在明代，中医药学发展出现革新趋势。在探讨传染病病因、创造人痘接种预防天花、中药学研究等方面，进入新的层次。许多著名医书诞生，各种汇编的丛书增多，更大地促进了医学的普及与传承。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公元1518～1593）历时27年之久，亲自上山采药，实地调查，广泛开展药用植物生长形态的研究，并对某些动物药进行解剖或追踪观察，对药用矿物进行比较和炼制，参考文献达800余种，写成了《本草纲目》这一医药学巨著，共收载药物1892种，附方10000多首，对中国和世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此期，中外医药的交流范围已达亚、欧、非许多国家与地区。中学的输出、西学的东渐，使中外医学文化在交流接触中，互惠受益。
清代前、中期，医学趋于普及与升华发展的时期。大约在公元十六世纪，中医即开始应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成为世界医学免疫学的先驱。公元十七至十九世纪，由于传染病的不断流行，医学家们在临床实践中不断研究，总结经验，形成并发展了实力雄厚的温病学派。明末清初著名医家吴有性，提出传染病的发生，“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即“戾气”（疫毒）。并指出“戾气”的传染途径是自口鼻而入，无论体质强弱，触之皆病。从而突破了中医学历来认为的病邪是由体表进入人体的传统理论。这在细菌学尚未出现的十七世纪中叶，无疑是一项伟大的创举。到了清代中叶，中医在治疗温病（包括传染性和非传染性发热性疾病）方面的成就更加卓著。代表著作有叶桂的《温热论》、薛雪的《湿热条辨》、吴瑭的《温病条辨》及王士雄的《温热经纬》等，后世称这四位著名医家为“温热四大家”。他们各自在辨治温病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并均有所创见，为人类攻克传染病和辨证治疗外感病、中医急症，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5萧条时期
近百年来，随着西医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形成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并存的局面。一些医家逐渐认识到中西医各有所长，因此试图把两种学术加以汇通，逐渐形成了中西医汇通学派。其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有唐宗海的《中西汇通医书五种》，朱沛文的《华洋脏腑图像合纂》，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等。 医家们试图通过“汇通”的途径，抵制西方医学对中医学的种种攻击，但未能取得明显的成就。随着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兴起，“中医科学化”思潮也应运而生。以陆渊雷为代表的学者鉴于余云岫等人倡言中医不科学，竭力废止中医的情况下，以“中医科学化”为目的，致力于整理发扬中国医学，提出改造中医的主张。再加之，自北洋军阀时期开始，政府不断采取各种排斥、限制、消灭中医的措施，甚至把消灭中医作为崇洋卖国的一项政策，对中医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使中医药学受到严重的摧残，处于面临衰亡的境地。
6辉煌未来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不断有国内外专家指出，随着各个国家对中医药的发展越来越重视和专家们的深入研究，中医药正在重大疾病防治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中医药在重大疾病防治方面日益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中医药在SARS、禽流感、艾滋病及猪链球菌感染等新型传染病的治疗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能够有效减轻患者的症状，减少并发症，降低死亡率，得到科学界的广泛认可。
第二，中医药在癌症、慢性肾功能衰竭、缺血性中风等疑难性疾病的治疗中，能起到减轻患者症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的作用。
第三，中医药疗法在急症中的应用，前景可观。
第四，中医药对冠心病、血管性痴呆、颈椎病和腰椎间盘突出症等常见病，疗效显著。
目前，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中医药学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医药宝库中的瑰宝。中国已经将发展传统医药写入宪法，并制定了行政法规和一系列政策，极大地推动了中医药事业的健康发展。中国政府鼓励要在继承和发扬中医药科学内涵、学术本质、特色优势的同时，加强中医药创新体系建设，推进重大理论、研究方法和关键技术等方面的创新。实施“名院、名科、名医，名厂、名店、名药”战略，发展中医药健康产业。开展中医药优势病种临床研究，进一步发挥中医药在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病特别是重大疾病防治方面的独特作用。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努力把中医药文化推向世界，大力加强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促进和保障中医药事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提高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健康水平，做出更大贡献。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在美国引发了一场一发不止的“针灸热”。1971年，时任《纽约时报》副社长的赖斯顿应中国政府邀请访华期间，突发急性阑尾炎，术后出现腹部胀痛等不适症状。中国医生为赖斯顿施行了针灸治疗，并取得了明显疗效。赖斯顿在病床上写下了自己的手术和针灸治疗的详细经历，被刊登于《纽约时报》头版，进而引发了美国针灸热。1972年，全美第一家针灸中心在纽约成立，仅两周内就接待患者达8000多人。进入21世纪，中医针灸在全世界兴起了第二次热潮。其标志有三：一是各国开始针对中医针灸立法，从法律上确认中医针灸是一种治疗疾病的方法。二是重视程度加深，针灸在许多国家进入了大学教育，网络针灸学教育也在兴起。三是多种大型保险机构及基金会开始为针灸提供临床研究基金。这些变化都说明中医针灸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重视，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几千年来，中医药学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以其显著的疗效、浓郁的民族特色、独特的诊疗方法、系统的理论体系、浩瀚的文献史料，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成为人类医学宝库的共同财富。
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当代自然科学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当代中医学者傅景华先生指出：中医学，实际上是未来科学发展的一个方向。未来科学的思路，肯定要吸取东方科技文化中的精华。现在自然科学在场、信息、时间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没有突破， 所以，一再想从东方吸取营养，然后进行新的科学革命。如果中医能够保存自己，发展自己，就会在未来科学中取得自己的地位。
中医药学历经2500多年的医疗实践，支撑着世界上人口众多的文化大国，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及健康保健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至今仍然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绝对优势。
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健康观念、疾病谱的变化，社会老龄化的出现，环境污染，生物制剂与化学药物的毒副作用等，各种问题不断出现。面对这些新问题，人们运用中医药学的整体观念及辨证论治思想为指导，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证实了中医药学的强大优势，为人类医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寻求到可靠的出路。
综上所述，中医药学是一脉相承、绵延数千年一直未曾中断的医药文化及文明，在世界医学史上是无法比拟的。中医药学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将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
（全文完。发表于《生命世界》第4期）科学网张焱